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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逻辑,民国广播与上海市民新式家庭生活

2019-08-02 18:15栏目:9778818威尼斯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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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摘要:1927至1937年间的上海知识群体在日常生活中时常涉足舞厅、弹子房及回力球场等已经为上海市民阶层与新兴中产阶层普遍接受的新型娱乐场所。他们对这些娱乐活动所持的负面论述则体现出他们欲借助对这些活动的规范、意义及危害的强调,标榜其自身"禁欲主义"式的独特趣味,与在他们看来因不知节制而带有放纵与沉溺色彩的新兴中产阶层及普通市民的生活趣味相区隔,从而既确立了知识群体对于自身娱乐品味的优越感.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 13YJC840015 ):生活场域与阶层再生产——以民国时期北京、上海知识群体为例( 1927-1937 )。

本书主要研究1927—1937年上海与北京的知识群体,以报刊、档案、日记、文集、年谱、回忆录等为资料基础,勾勒出现代中国知识群体的日常生活图景。考察了知识群体所处的阶层位置,及其在饮食、交往、休闲、服饰等日常生活的不同维度中发展出旨在建构身份认同感与合法性的话语资源。对这些资源竞争的过程既促成了知识群体内部的分化,又催生了知识群体作为一个整体的阶层意识与集体行动。

内容摘要:这一时期,知识群体的生活想象主要集中在生活意义、生活趣味、职业生活以及闲暇娱乐四个方面。……所谓优美的生活,是有美术价值的生活,有卫生价值的生活,有时间空间便利价值的生活,即是正当的生活。也有知识分子倡导从当下日常生活的细节中发现趣味,并认为这种趣味与自身所处阶层无关,旨在通过对生活的重新发现:寻求生活趣味,往往被当作奢侈的享受……然而因此却说趣味是一种多余的享受,掉开以后,一样可以生活下去,而且掉开才算公平。三、闲暇娱乐——职业生活的调剂与补充近代以降,工业化生产体系将个体的职业生活与闲暇生活割裂开来。四、结语二三十年代城市知识群体的生活想象主要集中在生活的意义与趣味、职业生活及闲暇娱乐四个方面。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国内学界文化史研究、社会史研究相继兴起,随后出现了二者“共生共荣”的态势(刘志琴:《社会史的复兴与史学变革:兼论社会史和文化史的共生共荣》,《史学理论》1988年第3期,第13~23页)。90年代之后,受到当时社会文化的影响,学界以消费和娱乐为取向的大众文化研究开始崛起,原本主流文化一枝独秀的局面被打破,研究视阈也日渐开阔。改革开放以来中西学术交流日益频繁,西方学界的研究方法逐渐影响中国学术界,促使传统史学研究视角和方法发生重大改变。在社会史、文化史研究繁荣态势下,所见环境史、性别史、医疗史、身体史、娱乐史等研究成果日益增多,社会文化史研究逐渐成为重要的学术生长点。良好的发展势头给学人提出了新问题:社会文化史文献极其丰富,然而又庞杂分散,发掘利用严重不足。若不下大力气进行有效的搜集与整理,则很难深入真实的反映史实。这里拟以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研究所涉的文献传播为视角,以近代娱乐和慈善义演为切口,作一些分析和思考。

民国时期,广播作为一种“新媒介”,组织起城市新式的家庭生活,塑造了家庭听众聆听习惯、感官体验乃至对于自身与世界的认知.在上海,收音机最初被家庭中男性成员所接受,制作收音机是他们一种时髦的娱乐活动.家庭中开始出现围绕这一新媒介的“广播群体”.新式收音机的出现,方便了家庭成员一起收听广播,同时建构起以女性为中心的摩登家庭生活.广播逐渐成为家庭伴侣,建立起“准社会交往”的新型家庭关系.收听广播成为一种惯例纳入日常生活安排中,重组了日常生活的时序与节奏.

关键词:群体;阶层;生活;上海;娱乐场所;娱乐活动;舞厅;市民;禁欲主义;回力球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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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逻辑,民国广播与上海市民新式家庭生活。关键词:生活;职业;知识分子;闲暇;周刊;娱乐;群体;趣味;想象;上海

研究的对象决定了文献来源的广泛性近二三十年来大量文献的发现和出版,给学界研究视角的扩展和研究对象的变换带来了许多机遇。社会文化史主要以各个历史时期的民众生活为出发点,研究对象的大众化决定了文献来源的广泛性。随着历史变迁及时空延续,民众所涉衣、食、住、行及其蕴含的娱乐、情感、习俗、风情等事象与风物,可谓包罗万象;在不同阶层、群体和地域,人们各有不同的生活方式与习惯,而相应的历史记载既多样,又多元。相关文献史料,除去官方记载之外,还有非官方及实地调查资料,如碑刻、家谱族谱、文集笔记、戏剧唱本、神话传说、民谚俚语、日记、访谈等,也都成为社会文化史研究的重要文献。笔者研究涉及中国近代民众的娱乐生活,深感文献来源特别丰富和广泛,既有小说、游记、杂识,亦有城市指南、城市年鉴等,而现存各地图书馆、档案馆的档案文献、老旧报刊文献、回忆性质的文史资料等,对于丰富和深化近代民众娱乐生活史的研究意义更为重大。

摘要】民国时期,广播作为一种“新媒介”,组织起城市新式的家庭生活,塑造了家庭听众聆听习惯、感官体验乃至对于自身与世界的认知.在上海,收音机最初被家庭中男性成员所接受,制作收音机是他们一种时髦的娱乐活动,家庭中开始出现围绕这一新媒介的“广播群体”.新式收音机的出现,方便了家庭成员一起收听广播,同时建构起以女性为中心的摩登家庭生活.广播逐渐成为家庭伴侣,建立起“准社会交往”的新型家庭关系.收听广播成为一种惯例纳入日常生活安排中,重组了日常生活的时序与节奏,塑造了市民全新的日常生活结构.

作者简介:

出版时间:2018年8月

作者简介:

在传播途径和方式渐趋发达的近代中国,不仅阅读载体形式多样,而且报刊传媒等发行量增大,便于人们从中接受多方信息。报纸杂志中有大量的内容面向新兴的市民群体。这样,民众的日常生活便自然反映在报纸杂志的版面中,于是发掘和利用报刊史料成为学界开展研究中必不可少的文献来源。对于娱乐生活的研究,学界已认识到报刊文献的搜集和使用的重要价值。报刊文献记载历史可谓方方面面,诸如新式娱乐作为新闻或经营者发布的宣传广告等,从中尤可反映很多娱乐项目,并由此呈现多样态的社会文化。其内容的广博,可以用“海量”谓之,浩如烟海的文字信息令人目不暇接,搜集和运用文献资料,让人有无从下手之感。各类大报小报,均刊载大众娱乐文献史料,除内容庞杂无从下手之外,若要从中查找有意索取的内容,更如大海捞针。因此我想,这些问题一定经常困扰学人研究方向的选择,也影响研究的深入。如何让人们简便地利用文献史料,并通过这些文献去深入探询、发现具有时代意义和价值的思想内涵及社会呈现,以促进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深入,这必然成为新的学术需要和价值追求。

关键词】广播 家庭 女性 家庭伴侣

  摘 要:1927至1937年间的上海知识群体在日常生活中时常涉足舞厅、弹子房及回力球场等已经为上海市民阶层与新兴中产阶层普遍接受的新型娱乐场所。然而,知识群体对于舞厅、回力球场之类兼具危险性与刺激性的娱乐场抱持一种矛盾的态度。他们对蕴含享乐主义取向的都市娱乐生活所持的正面论述反映出民国时期上海商业文化已经深入其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他们对这些娱乐活动所持的负面论述则体现出他们欲借助对这些活动的规范、意义及危害的强调,标榜其自身"禁欲主义"式的独特趣味,与在他们看来因不知节制而带有放纵与沉溺色彩的新兴中产阶层及普通市民的生活趣味相区隔,从而既确立了知识群体对于自身娱乐品味的优越感,也建构了自身群体的身份认同感。

目 录

  【作者简介】胡悦晗,杭州师范大学 历史系,浙江 杭州 311121 胡悦晗,历史学博士,杭州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师,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研究所2010-2011年度访问学者,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史、城市史研究。

报刊文献的整合利用与档案文献的亟需发掘报刊文献和档案文献在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中均占有重要分量。报刊文献丰富,并以量大、面广著称;档案文献则立足于官方或者组织团体,具有可靠与核心文献的称誉。目前学界对于报刊文献的汇编整合已有显著收获,但档案文献的发掘仍需深入。

作者】李暄

  关键词:上海 民国时期 知识群体 娱乐生活 认同

绪论

  【内容提要】本文引入“想象史学”的概念,以《生活周刊》为例,考察1920年代至1930年代城市知识群体的生活想象与身份认同问题。这一时期,知识群体的生活想象主要集中在生活意义、生活趣味、职业生活以及闲暇娱乐四个方面。知识群体赋予“生活”超越当下的正面色彩寻求生活意义。他们将原本重复的、单调的、习以为常的日常生活精致化、陌生化与艺术化,获得生活趣味。知识群体从个体与社会的关系角度入手,倡导职业的真谛与乐趣所在,弥补职业生活单调、无聊的特点。他们将闲暇娱乐视作职业生活的调剂与补充,是恢复职业工作状态的手段。城市知识群体运用他们具有的文化资本,对生活赋予不同的意义与价值取向,同以享乐主义和消费主义为主导的市民阶层生活品位相区隔,既强化了他们对自身群体的身份认同感,也固化了不同阶层之间的分殊。

以近代中国民众娱乐生活为例,20世纪以来报刊文献汇编成效显著,值得关注的有闵杰整理的《清末新式娱乐活动》和姜进主编的《二十世纪上海报刊娱乐版广告资料长编》等。当前学界对社会文化史研究方兴未艾,需要有丰富而易索阅的文献去助推研究深入,这些资料的收集与编撰出版,无疑正逢其时,对于该领域新局面的开创,具有不容低估的价值与意义。这些文献资料既收集面广,汇集了近代社会文化大量相关信息,同时又注重分类分期,给阅读者研究者查找和引用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它们不仅能使阅读者对当时社会民众某一方面的娱乐生活有较充分的资料把握,也能对某一地区社会文化活动的发展进行相应的思考与认识。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

  作者简介:胡悦晗(1980-),男,湖北襄阳人,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讲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

第一章 民族国家叙事中的都市想象

  【关 键 词】知识分子;生活想象;身份认同;阶层;文化资本。

笔者从事慈善义演研究,由上述清末娱乐活动文献产生了若干思考。第一,由西方输入的电影、西洋音乐、舞会、拳击、魔术、杂技、马戏等,给人们的社会生活带来了较为强烈的新鲜感。那么,演出价格的制定与实际消费情况如何?哪些群体是某种类型娱乐活动的消费者?义演等相关问题的产生与状态如何?第二,电影展现可谓最为突出、神奇又过瘾的视觉娱乐,尤以上海、天津、盛京三地为代表。文献呈现电影故事、样态和放映场所的发展变化,更有社会评价与民众认知等。有关电影的文献资料分量很重,这也会引出人们对当时社会文化状况的认识和思考。第三,音乐作为新式娱乐活动的中心内容,展示了当时的多种样态。这些报刊文献反映出社会对音乐的普遍认同,学校音乐活动与歌唱,政府官员填写歌词,校歌出现与歌曲集出版,大型专场音乐会演出等,在不同社会群体和阶层中均有影响,也带来社会风尚的变化。第四,更多像社会上层人士喜爱的舞会,人们津津乐道的马戏、魔术以及具有强烈刺激性的拳击比赛、角力比武等,作为娱乐活动也在民众中形成影响。其中引发研究者省思的不仅是专业化娱乐,更有时代样貌的一些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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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13YJC840015):生活场域与阶层再生产——以民国时期北京、上海知识群体为例(1927-1937)

第一节 民族国家叙事中的“文明”与“文化”

  “想象”这一领域,是由超越经验的界限并超越经验所许可的推演过程的表象整体构成的。这就决定了每一种文化,因此也就是每一个社会,甚至每一个复杂社会的每一个层次,都有其自己的想象领域①。伴随第三代年鉴学派对心态史的重新发现,“想象史学”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从最初的边缘地位逐渐占据瞩目之位。历史想象被认为是实证研究与勾勒历史图景之间不可或缺的一步。通过对人类学、语言学与叙事手法的吸纳,关注不同群体的社会想象,力求用“心态的中介作用”展现社会变迁中的物质因素与心态因素之间的复杂关系,是想象史学的核心关怀。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自萌芽之始,就与城市密不可分。城市的基础设施、城市的知识环境、城市知识分子的网络给知识分子的精神赋予了足够的营养,大大地刺激了他们的精神活动。知识分子时常挂在嘴边的却是“反城市话语”,他们的话语和他们的现实生活是矛盾的、乖离的②。他们一方面离不开现代城市生活的声、光、化、电,另一方面则在道德伦理上更偏向传统乡土世界。这种生活世界与精神世界之间的内在紧张促使他们用想象的方式建构出一套日常生活的应然图景。这套生活图景不仅体现出知识分子自身所具有的超越与批判特性,更涉及他们对自身身份认同感的构建。

伴随着近代文化的发展,不断扩充的报刊种类及其发行量提升,显示出报刊日益深入人们的生活。从报刊中选择有效的观察点来透视人们的娱乐生活,不啻是一个可取的路径。《20世纪上海报刊娱乐版广告资料长编》将报刊广告作为着眼点,以时间划段、按艺术特点归类,不仅将海量庞杂的信息汇集整理,其要点提示也极具价值,既给研究者提供了广为可寻的视角,反映出当时的娱乐生活状态,同时还体现了在历史发展中中华传统文化的嬗变。这部资料汇编将视角放在节庆之时,把节日庆典作为观察社会政治与日常生活变迁的窗口,很具代表性。将这样一些文献归类整理与编撰,有助于我们对当时的社会娱乐活动有更为生动、丰富和深刻的感受,也有助于人们从中受到启发,提出和探讨一些问题。如,面对上海等大都市娱乐活动的不同时期——茶园时期、舞台时期、新剧时期、游乐场时期、电影时期各种新兴娱乐项目的展演样貌,一些社会史课题值得思考。例如,如何认识娱乐与社会分层问题,娱乐与性别问题,娱乐与政治问题,娱乐的商业化与民族主义问题等。这些与娱乐相关的深层次问题很值得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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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文明”:上海的都市想象与北京“他者”

  由邹韬奋在上海创办的《生活周刊》是1920年代至1930年代一份重要的城市刊物。与受到广泛关注的《申报》《良友画报》等刊物相比,已有关于《生活周刊》的研究相对薄弱。由于该刊物虽以刊登时事与政治内容的文章为主,但其影响力与深度远不及同一时期的《独立评论》《东方杂志》等刊物,故以往研究者多从思想史的角度入手,将该刊物纳入对其他相关刊物的整体分析,考察刊载的文章反映出的政治与社会思潮。赵文从社会文化史角度分析该刊物大量城市生活的文章所反映出的城市平民文化的类型和特点,推进了已有研究③。有别于《玲珑》《红杂志》等旨在满足和引领民国时期城市大众消费与生活趣味为主的刊物,《生活周刊》的作者群体主要为城市知识群体,他们刊载了大量关于生活的意义、趣味等方面的文章,这些文章较好地反映了1920年代至1930年代城市知识群体对于生活的想象及其背后潜在的身份认同感。基于此,本文拟以《生活周刊》为例,对此问题加以探析。

此外,上海还有一些新的观察点,如:在政治相对平稳、经济向好发展时期,上海的娱乐生活反映出作为移民社会的某些特点;社会分层开始,大都市的社会文化样貌通过娱乐得到展现,娱乐活动项目繁多,室内娱乐场所、露天游乐场所均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抗日战争期间,“孤岛”上海依然“华丽”,日常生活似乎较少受到战事影响,市民的娱乐生活未见减少。在租界区,娱乐活动除了电影之外,另有大量各剧种展演以及游乐场、舞厅等的游艺娱乐活动。依笔者所见,通过资料汇编的大量信息,可由中再作归类统计、数据分析,定有更具意义的收获。

第三节 “文化”:北京的都市想象与上海“他者”

  一、寻求意义与发现趣味

与报刊文献相比,档案文献的整理非常滞后。以笔者目前关注的近代慈善义演问题为例,目前研究文献多来自报刊,涉及档案极少。义演的一个重要内在特点是寓善于乐。近代的慈善义演与所在区域的娱乐生活密切关联。上海、北京、天津、南京、武汉、广州等大城市娱乐业比较发达,各地民众娱乐生活也自有其特点,义演活动通过各种官方记载当有体现。同时,慈善义演方式颇为多样,涉及民众群体、艺术门类也非常广泛。政府档案反映出来的内容很宽泛,也很深刻。包括义演举办形式、演出内容、募捐方式、赈济对象、捐款管理等,还有关于政府的税收问题,社团组织的组织和参与问题,其他关于在华外国人组织和参与慈善义演的情况等。丰富多样的档案文献,不仅涉及娱乐文化,无论对义演历史还是对娱乐史的研究,或对相关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均有意义。由此,档案文献有待深入发掘和利用。

第四节 “文明”上海的娱乐生活与“文化”北京的“回收”生活

  日常生活具有重复性与自在性的典型特征。现代性之中的“日常生活”的基本特征是它的整齐划一、它的沉闷无聊④。以不安于当下的批判性为自身群体特征的知识分子,对日常生活的沉闷、呆滞、虚空的感受较之常人更为强烈。唐弢初来上海,在一家商店担任学徒,过着枯燥呆板的生活。他对这种日复一日、一成不变、一眼望不到尽头的生活感到空虚与绝望,进而以文学创作的方式探索生活的意义:

思维、视角的转换与文献范围的延展除报刊文献、档案文献之外,时人日记、文集、游记、笔记等珍贵文献的整理和复制、流通与利用,对于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同样有助益。现代技术对于文献的传播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计算机、数码相机、复印机、扫描机、光盘传输等先进技术的普及应用,都使得文献传播的效率大大提高。目前,各种社科文献数据库与电子化的各种文献数据库不少,“大成老旧刊全文数据库”“晚清及民国期刊篇名数据库(1833-1949)”“瀚堂近代报刊库”及“华东师大·中国现代思想数据库”中相关人物日记与报刊,还有“读秀学术搜索”等。其他又如“浙江大学图书馆《东方杂志·总目》及电子版”,《文史资料》电子版、《申报》电子版和“中国地方志数据库”等。这些数据库保存的电子文献对于开展社会文化史研究意义颇巨。

小结

  中国旧式店员的生活是痛苦的,一般都不带家眷,单身住在外地,三五年回家一次。工作条件又很差。每天上班十二小时,从早八点到晚八点,尽管事情不多,却总是枯燥乏味,没有一点变化和调节……我产生了一种难以名状的寂寞。一种好像睡梦中一脚踩入空虚,从云端掉落下来,突然醒转,但觉回顾茫茫,不知身在何地的感觉。古人说遗世独立,我没有那样的本领,自问还得和这个世界打交道,因此发誓要过一种有意义的生活——和眼前的生活完全不同的生活……我开始投起稿来。从此以后,像上了轭的疲驴一样,身不由己的随着磨子打旋,欲罢不能地转下去了⑤。1920年代至1930年代的城市知识分子在《生活周刊》上发表大量文章,探讨生活的意义。《生活周刊》第一期的《创刊词》即指出生活的重大意义:“世界一切问题的中心,是人类;人类一切问题的中心,是生活!”⑥知识分子通过批判商人、新富阶层的庸俗、奢华的生活方式,视其为没有价值与不正当的生活,进而确立有价值的生活的正当性:

作为反映民众日常生活的社会文化史,还有一类文献的传播应予重视,利用其作为辅助材料,对于选题的拓展和思考,或是作为导引文献的探索等,都有很高的价值。比如,文学体裁的诗歌、歌谣、竹枝词、楹联等,若从史学的角度给予解读,即为社会文化史研究的重要文献。以近代竹枝词为例,内容以咏风土为主,无论通都大邑或穷乡僻壤,举凡山川胜迹,人物风流,百业民情,岁时风俗,皆有所收录。《都门杂咏》的作者杨静亭谓“竹枝词者,古以纪风俗之转移,表人情之好尚也”(杨米人等著,路工编选:《清代北京竹枝词》,北京:北京出版社1962年版,第65页)。竹枝词针对社会中下层的凡人俗事,称得上重要的社会风俗史料,也暗合了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旨趣。竹枝词常涉及慈善义演。如冯文洵在《丙寅天津竹枝词》中所述:“非筹急赈即冬防,票友伶人义务忙。半为助捐半娱乐,百元不惜定包厢”(雷梦水等编:《中华竹枝词》第1册,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500页),展示了义演的具体面相。“急赈”与“冬防”是义演的筹资目的,“票友”与“伶人”忙碌出演则是“义务”之举,“助捐”与“娱乐”各占一半,寓善于乐。戏院中的“包厢”甚至以“百元”的价格来定价。通过竹枝词的描述,义演的些许实态得到呈现。还有一些竹枝词反映时人内心情感,记录和讽刺流行时尚,吟咏风土等。近代社会急剧变迁,传统与现代、趋新与守旧的交织可通过竹枝词来表现,由此,其成为一种重要的文献品类。

第二章 职业、居住与消费:知识群体的阶层位置

  住房有洋房,旅行有汽车,这是正当生活还是奢华生活?……所谓优美的生活,是有美术价值的生活,有卫生价值的生活,有时间空间便利价值的生活,即是正当的生活。

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对象决定了其史料来源的广泛性和日常性。图像作为近代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要素,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社会文化史研究文献的重要部分。如,民国时期中国的商业机构与画家合作,创作出大量优秀的广告画,呈现出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融合、协调的视觉风格,反映了时代特点。广告中衣食住行、社会百业,画面上美女、时装、市井生活、历史传说乃至风景国画等,可谓百色杂陈。“以图证史”作为中国图像史学的重要方法,对于开展社会文化史而言,颇有意义。近代的图像品类更加繁多,涉及的人群、阶层更加广泛,如何考量图像在民众日常生活中的意义和存在,进而开展民众社会文化研究很有必要。像影响广泛而深远的画报,如《点石斋画报》《北洋画报》《良友》等,更是探讨民众认知乃至社会生活的重要素材。另外,电影、音乐等作为近代民众生活重要的组成部分,影片、唱片所承载的历史信息,也值得重视和利用。

第一节 民国时期上海、北京的“城”与“人”

  试看一般富人阔佬,每日花天酒地,娶小老婆,打大麻雀,以昼作夜,以夜作昼,这真是所谓奢华生活。他们所花费金钱无数,而仍没得正当的生活,何等可叹⑦!知识分子赋予“生活”以超越当下的正面色彩,试图从日常生活中寻求意义。他们首先认为,个体与社会群体之间具有密不可分的相互依赖关系,个体无法脱离社会而独善其身。“我们吃的食物是靠人家种的,我们住的房屋是靠人家造的,我们读的书报是靠人家编辑印刷的……离了人家,个人的活动便会没有意义而且也不可能”⑧。其次,知识分子是将个体放置在社会之下,认为生活的意义应当从为群体、为社会服务中寻求。杨鼎鸿在文章中通过批判日常生活中的利益纷争来强调对拘泥于一己之利的超越,寻求生活的意义。徐宗恺将生活的意义和价值建立在服务民众的基础之上。万君默认为,首先应当明确生活的意义,其次要对选定的事业产生兴趣。毕云程将知识分子认同为既为自己生活、也为公众服务的“第三种人”:

研究视角的转换和思维的转变带动新的思考,也延展着文献材料的来源。在社会文化史研究中也可尝试引入“他者”的眼光和立场。英国新文化史家彼得·伯克认为,“他人观察个体和群体的方式常影响着个体和群体进行自我观察的方式”(彼得·伯克著,刘华译,李宏图校:《西方新社会文化史》,《历史教学问题》2000年第4期,第28页)。近代社会变迁剧烈,市民生活方式随着时代的更迭发生较大变化,部分民众通过纵向或横向的比较产生新的认知,并尝试将这种认知渗透于笔记、日记等私人文稿,或者被组织团体、社会调查者、官方等记载,形成当代学人透视时代变化的文献。因此,引入“他者”的眼光对历史进行审视,不仅有利于研究者更好地体察时人的情感倾向,也有助于深层次理解社会文化变迁中的个人和群体。

第二节 职业、收入与声望:知识群体的职业分层

  人的生活是有意义的,是有价值的,是向上发展的。各个人的生活良好与否,直接与个人,间接与社会,发生利害关系的,也可说影响于人类很大的……社会是靠群众的力量与精神而伸张的……生活要有目标,要凭我的能力去做我所能做的事……金钱是万能,是一件很好的东西……但是最坏的也是金钱,争权夺利,不是牺牲许多大好健儿头颅吗?……天赋吾们躯干出来,并不是叫我们吃掉几碗饭,穿掉几件衣服为能事。

收集整理零散文献史料,出版一套“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资料选辑”的呼吁和建议自21世纪初即开始,至今一直未断,但始终未见成果,足见难度之大。诸多史学工作者如刘志琴、李长莉、梁景和、闵杰、罗检秋、左玉河等,长期致力于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的理论研究和问题探索,并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但是无论如何,重视文献的整合与利用,加强报刊文献整理,特别是加快档案文献的发掘与整理,同时通过视野的转变扩展研究文献的范围,必定能够推动社会文化史研究的不断创新。

第三节 居住空间分异与社会分层

  要劳吾筋骨,替社会生利的,发展的,否则真是一条蠹虫,要你什么用⑨?

第四节 四合院、洋房与公寓楼:居住空间与阶层分化

  人生的意义,不仅是延存生命便算了事;要坚持奋斗,向恶社会宣战,以完成小我的正当生活为起点,以完成全体人类的正当生活为最终极的目的……生活的价值,视其有无服务于群众的价值而定⑩。

第五节 上海知识群体的消费分层

  我们要先把生活真正的意义认识清楚——就是要致力于社会普遍圆满的生活当中——解决个人的生活。其次,为我们已经择定的事业,就应该努力使他发生兴趣……生活要建筑在兴趣上。兴趣是生活的泉源。我们要解决生活,我们不要先牺牲了兴趣(11)。

小结

  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大问题,无过于生活问题……以生活之不同而分类,仅有三种。

第三章 日常交往与社会关系网络建构

  一种是靠自己生活;一种是靠他人生活;一种是不但为自己生活,并为公众谋进一步的生活……第三种人,他们对于社会的贡献比较多,而他们所得社会的待遇也比较好。

第一节 朋友、同事与家人:以私人空间为视角

  他们大部分是知识阶级……他们必须努力和第一种人合力建造一个公平合理的社会,使大家可以得到一种改良的生活,一种合理而愉快的生活(12)。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继承了19世纪以来欧洲浪漫主义传统遗留的普罗米修斯和狄奥尼修斯主义,表现在告别多愁善感、意志薄弱、女子气的传统文人形象,转而强调强健身体、活力和苦难的锤炼,是一种浪漫主义的物力化倾向(13)。尽管在知识分子看来,在追求完美生活的过程中,精神追求高于物质享受,但首先要有一个物质层面健康、强壮的体魄:

第二节 茶社、酒楼与咖啡馆:以公共空间为视角

  我之为我,完全是物质构成的,肌肉血浆骨胳,固然是物质,即精神所寄的脑髓神经,何尝不是物质。所以物质不减,即我不减;物质健全,即我健全……我们从此可以明白了,不健康的人,决计得不到饮食起居的舒适,和心坎上的快慰,他的生活永感残缺而苦痛……我们要在这烦闷的世界里,寻找乐园,第一须养成强健的体魄(14)。二三十年代,现代医学与公共卫生观念在城市日益普及。考察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关于身体改造的话语,除了民族主义情绪外,同样包含了一个浓厚的卫生和体能的面向存在(15)。知识分子强调卫生在生活中对于个人和社会的重要性。“假使一个人不讲究卫生,小之妨害个人生活,大之贻害了大众。非但要注意个人卫生,还要注意公众卫生”(16)。

第三节 “礼尚往来”:以物质文化为视角

  所有个体的奢侈都首先源于对享受的纯粹感性的愉悦:凡能使视、听、嗅、味、触觉陶醉的,都在日常用品中以日益精致的方式对象化了(17)。如果说二三十年代的上海知识分子对生活意义的寻求是一种用批判的方式超越于当下日常生活的庸常,那么他们对生活趣味的发现则旨在将原本重复的、单调的、习以为常的日常生活精致化、陌生化与艺术化,以求获得趣味的体验。一个叫谢明的知识分子将生活同音乐相类比,认为生活有其自身的节奏,而发现并掌握生活的节奏,就显得十分重要:

第四节 牌局、宴请与清谈:北京知识群体的家庭生活

  音乐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有节奏。同样的,一个人的生活也是需要节奏的。什么叫生活的节奏?这就是说,生活要有一定的秩序……一个人的生活,如有一定的节奏,按部就班底随时前进,不但于个人身心,个人的道德学问有进步,而且于环绕着你的一切亦有重大之影响(18)。更有知识分子认为应当用艺术的眼光审视生活,将美学与艺术的修养贯彻到日常生活中去:

小结

  我们常受点艺术的陶醉,房间内布置得清洁,放点花卉,文学书籍,于是我们所常在的地方也有艺术的意味了。我们一面要把艺术的精神来充满我们的精神生活,一面要把艺术来美化我们的外的生活(19)。有知识分子认为生活中的趣味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断变化。“我觉得‘趣味’是跟着时间而前进的,我们人类一代一代向前‘永远’前进,好像一个游山玩水的人,一直向深山丛林之中走去,他所看见的东西,不绝变换,他觉得每一段山水,都比前一段更好”(20)。也有知识分子倡导从当下日常生活的细节中发现趣味,并认为这种趣味与自身所处阶层无关,旨在通过对生活的重新发现:

第四章 精神生活与阶层认同

  寻求生活趣味,往往被当作奢侈的享受……然而因此却说趣味是一种多余的享受,掉开以后,一样可以生活下去,而且掉开才算公平,这却是不通之论……趣味和生活一样,是人类需要满足的本能,追求生活的热力,决不是关不到趣味方面,恰恰相反,解决生活的时候,总就连带着趣味的寻求……什么是生活,什么是趣味,简直分割不开。雅人高士欢喜这些,贩夫走卒也欢喜这些……日常生活,合拍着浓郁的趣味的事情,不经意中往往便流露出来……人类在生活之中,自然而然的在追求趣味,实在是别无理由(21)。

第一节 书房、阅读与写作:以私人空间为视角

第二节 图书馆、书店与书摊:以公共空间为视角

第三节 书籍的购买、消费与收藏:以物质文化为视角

第四节 图书馆、书房与琉璃厂:精神生活与阶层认同

小结

第五章 生活方式与身份认同

第一节 服饰品味与身体观

第二节 疾病与疼痛

第三节 游乐空间:舞厅、弹子房与回力球场

第四节 流动空间:漫步、出游与旅行

第五节 公园、茶馆与影戏院:北京知识群体的闲暇生活与身份认同

第六节 生活想象与身份认同:以《生活周刊》为例的分析

小结

结论

附录 沧海一“叶”:大历史中的小家庭

人名索引

参考文献

“破”与“立”之间的不断切换

绪 论

所谓最好的时光,指着一种不再回返的幸福之感,不是因为它美好无匹从而我们眷恋不已,而是倒过来,正因为它永恒失落了,我们于是只能用怀念来召唤它,它也因此成为美好无匹。

唐诺在解读侯孝贤的电影时,一语中的地道出了怀旧作为一种文化行为所具有的建构特性。就本质而言,怀旧是作为“对于我们失去的历史性,以及我们生活过正在经验的历史的可能性,积极营造出来的一个征状”。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都市悄然涌动着一种浓重的怀旧情调。民国日历、月份牌等大量民国遗物的出现标志着一股复古潮流的形成。这股风潮逐渐涵盖城市生活的各个层面,以“老上海”“老北京”两个现代中国最具象征性的大城市为主旋律的文学及影视作品相继问世,从日常生活层面勾勒出1920—1930年民国“黄金十年”的城市图景。

然而,怀旧的历史并非历史真实。对上海而言,城市文化的复调特性使得李欧梵眼中的“摩登上海”与卢汉超笔下的“霓虹灯外”都只是上海五彩斑斓的城市生活中的一个面向。Christopher Howe指出,几乎所有关于中国重要生活面向的严肃分析最终都必须面对上海,面对上海在中国的特殊地位。

民国北京的城市文化也绝非小说家与评论家眼中的“民国范”一般优雅、单调。在董玥看来,民国时期北京的战乱与长期贫困使居民只关注眼前最根本的生存利益需要,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没有抛弃过去,而是将过去当作一种可供利用的资源。民国北京并非人们眼中的“故都”,而是一个不断从传统向现代嬗变的城市。

9778818威尼斯官网,中国现代知识群体自萌芽伊始,就与城市密不可分。“现代知识群体与传统知识群体的最大区别之一,是他们从乡村走向了都市,在现代都市空间中聚集在一起,以都市的公共空间和文化权力网络作为背景,展开自身的文化生产、社会交往和公共影响”。城市的基础设施、知识环境、关系网络给知识群体的精神赋予了足够的营养,大大地刺激了他们的精神活动。知识群体时常挂在嘴边的却是“反城市话语”,他们的话语和他们的现实生活是矛盾的、乖离的。他们一方面离不开现代城市生活的声、光、化、电,另一方面则在道德伦理上更偏向传统乡土世界。生活世界与精神世界之间的张力使对这个群体的考察具有持续不断的阐释空间。

在郁达夫眼里,五四运动的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现”。五四时期是个人主义风靡的时期。李欧梵把五四时期归纳为一个史无前例的自我与社会、个人与整体的对立时期。许多学者认为,肇始于晚清的中国现代知识群体经历了五四时期的个人主义思潮后,到20世纪30年代,开始以知识阶层的整体形象出现。张灏指出,1895—1925年的“转型时代”有两大变化:一是报纸杂志、新式学校及学会等制度性传播媒介的大量涌现;二是新的社群媒体——知识阶层的出现。

许纪霖认为,20世纪30年代前后,中国开始形成一个以受过国内外大学的高等教育并拥有现代大学文凭为标志的半封闭的知识精英阶层。在余英时看来,到20世纪30年代,中国知识界已形成共识:“士”或“士大夫”已一去不复返,代之而起的是现代知识人,知识人代“士”而起宣告了中国知识阶层传统形态的终结、现代形态的形成。

然而,这一概括性论述因缺乏微观层面的实证分析、佐证而稍显笼统。分层研究一个隐含的前提是,其所研究的社会已经是处于相对稳定的定型状态。1927—1937年的中国社会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阶段。五四时期以“原子化”状态存在的知识人如何被镶嵌进一个逐渐秩序化、分层化的社会,已有研究缺乏深入探析。学界对阶级阶层问题的观点不一,更为探究此问题增加了难度。

撇开阶级与阶层划分的学理纷争,1927—1937年城市知识群体是否已经构成了一个从自在走向自为的阶层,这一问题本身就值得商榷。尽管这一时期上海、北京两地的知识群体具备阶层的某些整体特征,但其内部差异同样不容忽视。以往此一时期的北京知识群体因依附于国家建制化的高等学府这一事实而被定义为“京派文人学者”,但晚近的研究也注意到京派知识群体内部的分化。

董玥将1927—1937年北京的知识分子分为来自南方、在北京各教育机构任职或就读的新式知识分子和一批民国时期生于斯、长于斯的北京地方知识分子。这一时期的上海,现代传媒与出版业,水平参差不齐的公、私立大学以及各种新兴行业所吸纳的知识群体因其在职业、经济收入、社会地位等方面差距甚大,更加给人以鱼龙混杂、五花八门之感。如此复杂面向的城市知识群体已经构成一个阶层了吗?

然而,就此否定城市知识群体已经构成一个阶层,又太过武断。上海知识群体置身于国内意识形态斗争、帝国主义势力、充满诱惑力的城市物质生活和文化世界主义相互交叉的关系网络中,而所有这些因素都共同构成了他们的主体性结构。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继创造社掀起的“革命文学”取代了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文学革命”后,文学开始作为社会与阶级动员的工具,文学的阶级性被广泛讨论。“我们的艺术是阶级解放的一种武器,又是新人生观新宇宙观的具体的立法者及司法官。”这一时期的上海新闻记者成为具有自我意识的自由职业者,并成立自己的职业团体,为争取言论自由采取行动;上海的大学教授作为一个群体在建立职业社团和采取集体行动方面成长尽管相当缓慢,但在1927年相继成立了“上海各大学教授协会”与“上海各大学联合会”。而在南京国民政府执政后,由于国民党政府对北京的政治控制力较弱,北京的文化与学术依然有着较为自由的生存空间。

依托于稳定的学院体制和优渥的生活条件,这一时期的北京吸纳了大批游学海外的知识精英。他们通过创办同人杂志、组织文化沙龙等形式聚集起来。在中国现代学科体系划分还未完全定型的20世纪30年代,北京知识群体可以超越学科、单位的界限,依据相近的政治态度、学术取向甚至生活品味形成不同的群体或社团,这种现象对于20年代建立在地缘、师承等基础之上的知识群体圈子而言,已经有了不小的变化。

上述现象表明,中国现代城市知识群体的阶层建构与分化,受意识形态、籍贯与地域差别、情感私交、生活方式与品味以及职业、收入与地位等多重因素影响。这些因素并不相互排斥,而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身处其中的个体,在多种因素交错的综合作用下,逐渐倾向于某个特定群体,甚至游刃于多个群体之间。已有研究多从政治环境、社会制度及思想文化等层面考察知识群体认同感形成的过程。这些研究均因过多停留在社会及观念方面的论述而缺少从日常生活的微观经验世界提供更加具有穿透力的解读。

例如,舒衡哲指出,国民党的威权镇压强化了知识分子的“共同体”意识。只有当“白色恐怖”的受难者不再是1927年被杀的不知名的共产主义组织者和工人,而是自己共同体成员时,知识分子才有可能团结起来,光明正大地为维护他们的共同信仰而奋斗。

因此,暂时搁置“上海、北京知识阶层是否已经形成”这一难以证实或证伪的问题,在民国时期城市社会分层的背景下,引入历史社会学的视角与方法,考察1927—1937年城市知识群体是否具备阶层构成的基本条件,管窥知识群体在日常生活的层面如何构建身份认同感,或许更有意义。

日常生活如何进入历史书写,是生活史学者面临的共同问题。蒲慕洲指出,西方的日常生活史研究存在两种取向。第一类采取全面描述一时一地人们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的方式,企图给读者一个有关当时人生活的图像。第二类作品,则是以日常生活中某一特定的问题为中心,重视生活情境背后的文化心态,设法从这一问题在时间中的发展看出文化性格的常与变,并且设法与该社会的整体结构取得联系。

上述两种取向风格各异,但其共通点在于,更加注重政治、经济、社会等宏观结构内的历史细部。当所有的历史书写都是围绕着民族国家的意识与危机展开时,思考的轴心就都是特定的历史事件。在这样一个自觉的历史书写中,日常生活被遮蔽了。日常生活进入历史书写,首要的问题是使原先被遮蔽在民族国家叙事中的历史细节浮出水面,进而将原先习以为常的历史论述以批判反思的方式重新问题化,推动研究深入。

从日常生活角度考察阶层建构,既具有深化知识群体研究与城市生活史研究的学术意义,也具有现实意义。20世纪中国的革命话语通过批判当下的日常生活来承诺社会美好的前景;革命目标被演绎成一种乌托邦式的美好理想境界,这种美好境界鼓动着更多的民众投入革命的洪流之中。为了未来的理想社会,必须牺牲现在的日常生活。

然而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转型,使得“革命”意识形态淡出社会生活领域,人们开始迎接一个以满足当下欲望与需求为目的,以各种物质与感官消费为主要内容的世俗时代的到来。在这个新时代里,长期掩盖在“革命”理想主义光环后的“日常生活”重新走进人们的世界。以日常生活为视角,考察民国时期城市知识群体的阶层建构过程,既有助于推进知识分子史与社会生活史的学术研究,也有益于鉴往知来,反思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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